死亡约会

声明：原作为《Agatha Christie’s GoldenAge》， John Goddard。本评论集完全泄底，版权归作者以及出版方所有，翻译仅供学习交流。

为便查阅，本篇翻译中人名以及关于阿加莎原文的引用，在无特殊说明时均参照新星版译文。

解答(Solution)

本次波洛调查了博因顿太太死亡案，她是一个美国家庭的“统治者”，喜欢对其他人施加精神折磨，受害者也包括与她一起去巴勒斯坦旅游的家人。

她曾是一名监狱的看守，在典狱长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嫁给了他，并成为了他三个孩子的继母——两个男孩（雷诺克斯和雷蒙德）和一个女孩（卡罗尔）——然后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吉内芙拉。丈夫死后，她几乎让整个家庭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四个孩子不得不住在家里，不能上学不能工作，也不能与外界接触，唯一的例外是远房亲戚娜丁，她是一名实习护士，于四年前嫁给了雷诺克斯，但博因顿太太不同意他们搬出去住。

巴勒斯坦之行是这个家庭的第一次旅行，书的前几章主要设置在耶路撒冷所罗门酒店，博因顿太太像是一尊古老佛像，或是编织蛛网的蜘蛛，控制着雷诺克斯（30岁）、娜丁、雷蒙德（23岁或24岁）、卡罗尔（23岁）和吉内芙拉（可能19岁）。孩子们都很畏惧她，尽管他们都不小了，但事事都要经过她的同意才能去做。然而这并不能阻止雷蒙德在故事的开头对卡罗尔说：“你明白的，不是吗？她必须得死！”博因顿一家去约旦佩特拉时，她被杀了。

但嫌疑人不止这一家人。娜丁的追求者杰弗逊·柯普加入了他们的佩特拉之旅。两天后，也就是博因顿夫人被谋杀的前一天晚上，另一群也曾住在所罗门酒店的人加入了他们的佩特拉之旅——莎拉·金医生（爱上了雷蒙德）、西奥多·杰拉德医生（研究精神病的专家）、韦斯特霍姆太太（国会议员）和安贝尔·皮尔斯小姐（一位易受影响的前保姆）。

博因顿一家离开所罗门酒店的那天，莎拉对博因顿太太直言她既可怜又可笑。博因顿太太愣住了，但当她回过神来，她莫名其妙又愤怒地说：“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事，任何一个举动，一个名字，一张脸……”，但她说这句话时目光不在莎拉身上，而是在莎拉身后。

莎拉的一行人到达佩特拉的第二天，午餐时博因顿太太出乎意料地亲切，她放松了掌控，建议孩子们出去走一走——除了吉内芙拉，博因顿太太让她回帐篷里睡觉。于是雷诺克斯、娜丁、雷蒙德和卡罗尔在柯普的陪同下于下午3点05分左右出发，莎拉和杰拉德在下午3点15分左右出发，而博因顿夫人则坐在营地旁她常待的洞口。

在第二部分第五章，波洛提到有一张营地的平面图，虽然平面图没有附上，但位置也不难理解。博因顿老夫人旁边的洞穴里，住着她的大儿子雷诺克斯和妻子，雷蒙德、卡罗尔和吉内芙拉都住在下面的帐篷里，往右一点，对着大帐篷。吉内芙拉·博因顿右边的帐篷是杰拉德医生的，再旁边，是金小姐的。小溪对面有一个大帐篷（用来吃饭和休息），皮尔斯小姐的帐篷在右边，韦斯特霍姆夫人和柯普的帐篷在左边。这些帐篷入口都对着近200码外的岩台。

下午3点45分，韦斯特霍姆夫人走到皮尔斯小姐的帐篷，问她是否也想散步。她们同意半小时后出发，于是韦斯特霍姆夫人回到她的帐篷。下午4点15分，她们从岩台下走过时向博因顿太太知会了一声，但她们说博因顿太太只是“哼”了一声。

由于疟疾发作，杰拉德在下午4点20分左右提前回到了营地。他想静脉注射奎宁，但一开始没能找到药箱——药盒被人挪动过，后来又找不到他的皮下注射器。于是他口服了大剂量的奎宁，然后倒头就睡。

下午4点35分，雷诺克斯回来了。然后下午4点40分回来的是娜丁；下午5点10分，卡罗尔；下午5点40分，柯普、韦斯特霍姆夫人和皮尔斯小姐；下午5时50分，雷蒙；最后，下午6点莎拉回来了，她看见博因顿太太还坐在洞口的椅子上。

6点半，晚饭准备好了，一个仆人被派去叫博因顿太太。但仆人说博因顿太太动不了，随后莎拉宣布她已经死亡。由于博因顿太太正在服用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所以她的死被归于佩特拉旅途中的劳累。莎拉知道杰拉德在发烧，所以就没去打扰他，但第二天早上9点杰拉德检查尸体时，他注意到博因顿太太手腕上有一个皮下注射器留下的痕迹。而早些时候，他发现了前一天找不到的注射器，还注意到他储备的毛地黄毒苷少了很多。

毛地黄毒苷可以从毛地黄的叶子中提取，是其活性成分之一。据杰拉德解释，毛地黄能有效治疗心脏病，而且含有多种活性成分，不仅有毛地黄毒苷（他说其会让心脏迅速麻痹），还有毛地黄苷，而博因顿太太的药物中本就有毛地黄苷（第二部分第二章）。

她的尸体被带到安曼，卡伯里上校听了杰拉德的报告后请求正在那里度假的波洛帮忙查明真相。波洛问最后一次见到博因顿太太活着是什么时候，卡伯里翻看着一份官方的文件，说下午4点后，韦斯特霍姆爵士夫人和皮尔斯女士、雷诺克斯、娜丁、卡罗尔和雷蒙德回来时都分别和博因顿太太说过话。

最后一个和她说话的雷蒙德发誓，下午5点50分回来时他的母亲还活着，但莎拉同样坚持认为他母亲那时已经死了。她说检查尸体时博因顿夫人已经死了“超过一小时”（在5章后波洛将其改为“至少在一个半小时以前，而且很有可能是两个小时”）。而因为杰拉德直到第二天早上9点才检查尸体，所以他只能确定博因顿夫人死了12到18个小时，也就是说，在前一天下午3点（他看到尸体之前的18个小时）到莎拉检查尸体的下午6点半之间。

在完成调查后，波洛把众人叫到安曼的一家酒店里的一个房间里听他的解答。在场的除了卡伯里，还有博因顿一家（雷蒙德、卡罗尔、娜丁、雷诺克斯和吉内芙拉），还有三个“局外人”，波洛说“毫无疑问，他们都跟本案有关”——杰拉德（他的发现开启了调查）、莎拉（她检查了尸体，且喜欢雷蒙德）和柯普（他与博因顿一家关系密切）。

波洛迫使雷蒙德承认在他回来时博因顿太太已经死了。他之所以没有这么说是因为担心博因顿太太是被卡罗尔杀死的，在本书第一句话时他们就在合谋。但事实上，下午5点10分时卡罗尔同样发现了博因顿太太已死，而她以为是雷蒙德杀的。

随后波洛让雷诺克斯承认，下午4点35分他回来时也发现了博因顿太太死了。他无神地拿起她放在腿上的手表，戴在她软弱无力的手腕上。娜丁也证实博因顿太太在下午4点40分已经死亡。她之所以不说是因为看见雷诺克斯换了手表，而且看到手腕上的皮下注射痕迹后，她认为是自己刺激了雷诺克斯作案——散步时她告诉雷诺克斯自己因无法忍受博因顿太太而选择和科普走。

至于那三个外人，波洛说柯普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动机，而下午3点半之前就离开营地的莎拉也很难作案。事实上，杰拉德说谋杀可能早在下午3点就发生了，所以莎拉和直到下午3点5分才离开的柯普都有机会作案。至于杰拉德，他是凶手的话不会提出谋杀的可能性。

既然韦斯特霍姆夫人和皮尔斯小姐不在房间里，那就只剩下吉内芙拉了。但波洛认为她不会犯下如此理性的谋杀。所以如果房间里的人都不是凶手的话，那凶手是谁呢？

波洛说，当莎拉说博因顿太太很可怜时，博因顿太太在困惑又愤怒中认出了一张来自过去的脸——一个送到她面前的受害者。她说：“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事，任何一个举动，一个名字，一张脸……”这句话看起来像是对莎拉说的，但其实是对她身后的韦斯特霍姆夫人说的。

波洛认为韦斯特霍姆勋爵从美国回英国的途中认识了他的妻子。结婚前，爵士夫人是个罪犯，在监狱服过刑。这只是波洛的一个聪明的猜测，所以显得动机很弱，但他说：“她的事业、她的雄心、她的社会地位——一切都岌岌可危。”因为博因顿老夫人只想把她的猎物玩弄于股掌之中，然后用最为惊人的方式揭露真相！所以只要博因顿老夫人活着，勋爵夫人就不安全。

波洛说，博因顿老夫人指示韦斯特霍姆夫人在那天下午与她会面，这就解释了博因顿老夫人为何反常地放松了对家里的控制。然后在下午3点45分，韦斯特霍姆夫人来到皮尔斯小姐的帐篷，查看这个营地里唯一一个可能醒着的证人是否仍醒着。她发现皮尔斯小姐坐在帐篷口，于是和她约定半小时后去散步。

得知皮尔斯小姐在做什么后，韦斯特霍姆夫人回到帐篷，打扮成阿拉伯仆人的样子，来到杰拉德的帐篷，从他的药箱选了一种合适的毒药，拿走皮下注射器并注入毒，然后大胆地走向博因顿老太太。她把毒药注射到她的手腕上，然后匆匆离开，换好衣服，重新回到皮尔斯小姐身边。

回去后，她假装看到一个阿拉伯仆人和博因顿太太在一起，并把她对这件事的描述灌输给皮尔斯小姐，后来波洛通过让皮尔斯小姐回忆他是否打喷嚏来测试她是否容易接受暗示。最终，两位女士都说下午4点15分出发之前，她们从帐篷这看到博因顿老夫人对一名阿拉伯仆人生气。相距两百码，皮尔斯小姐自然无法认出那个阿拉伯人，也无法听到他们所说的话。然而，尽管她俩都能从帐篷这看到博因顿太太，但她俩却看不见对方，因为她们的帐篷在大帐篷的两边，所以皮尔斯小姐不可能知道韦斯特霍姆夫人那时不在帐篷里，而是化成了那个她看到的阿拉伯仆人。

下午4点15分，她们从岩台下面走过，开始散步。韦斯特霍姆夫人对博因顿夫人说了话。当然，她没有得到回答，可她对皮尔斯小姐说：“太无礼了！她唯一的回答就是一声哼。”皮尔斯小姐接受了这个暗示。如果有必要，皮尔斯小姐甚至会极其诚实地发誓说自己的确听见了。

波洛（两次）说韦斯特霍姆夫人执行的计划非常大胆。的确如此。她也很聪明，意识到皮尔斯小姐可能会看到她和博因顿太太在一起，于是她打扮成阿拉伯仆人的样子，之后还跟博因顿太太说话，并通过暗示使皮尔斯小姐相信博因顿老太太哼了一声。

但唯一真正的巧妙之处在于凶器的选择——使用毛地黄毒苷，看准时机地从一名随行医生那里偷来，毒死了一名正在服用含有毛地黄苷药物的心脏病患者。杰拉德说死因可能是服药过量，或者是毛地黄苷的累积导致作用加剧。此外，他还说毛地黄的活性成分足以让人丧命，但不会留下明显的痕迹。波洛称其“一桩极其聪明的谋杀！……很有头脑，有想法，小心谨慎——是个天才。”（第二部分第二章）。

理论上没什么问题。但这种巧妙让人不太满意。一方面因为书中没有告诉我们韦斯特霍姆夫人是如何知道博因顿老太太正在服用一种含有毛地黄苷的药物的。但更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韦斯特霍姆夫人了解药物或毒药，也没有迹象表明她精通使用皮下注射器，而她却从杰拉德的药箱中选出了毒物，给博因顿老太太注射了这种曾可能服用过的毒药。

另一个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是真凶的身份。当然不是抱怨卡伯里和波洛（在第二部分第一章和第三章）让我们以为凶手是家中成员；也不是抱怨波洛只把杰拉德、莎拉和柯普当作“与本案有关”的三个局外人；也不是抱怨处理不在场证明时，波洛只在柯普的不在场证明中提到了韦斯特霍姆夫人和皮尔斯小姐。相反，上述都是很好的误导。

确切地说，不满意的点在于：首先，当她的恶行被揭露时，她已经不被怀疑太久了（她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3章之前），所以很难对她是凶手产生什么情绪；其次，娜丁在第二部第十七章问波洛：“你仍然相信，（凶手是）我们中的一个，在这个房间里……”时，波洛“缓缓地点了点头”。这里没有说波洛点头是在进行某些别的思考，所以它是一个明确但作假的暗示，即波洛认为凶手在房间里——而韦斯特霍姆夫人不在房间里。

情节(Plot)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最后有一个简短的尾声。第一部分（共12章）主要以耶路撒冷为背景，以佩特拉那起谋杀结束。第二部分（共18章）以安曼为背景，波洛在那里进行了他的调查并提出了他的分析。尾声在五年后，展现了博因顿一家欢快的聚会。雷诺克斯和娜丁有了孩子；雷蒙德和莎拉结婚了；卡罗尔和柯普也是；吉内芙拉有杰拉德陪着。

故事的开头（“你明白的，不是吗？她必须得死！”）很好，十分吸引人。波洛无意中听到了这些话，但直到8章后认出这个声音时，波洛才从服务员那得知此人叫博因顿（没有说教名，但波洛在第二部第二章中说“雷蒙德·博因顿”）。

然而，读者在第一章就知道说话的人是雷蒙德，但在26章之后读者才知道他的谋杀计划其实是来自一个英国侦探小说——“把一只空的注射器刺进人体内，就会发生奇迹。”雷蒙德指的是多萝西·利·塞耶斯的《非常死亡》（1927），书中，凶手用皮下注射器将一个空气注入受害者的动脉——这是一个巧妙的想法，但如果要奏效（这是值得怀疑的），其实要注入的是静脉。

尽管开头引人入胜，但很难觉得描述博因顿老太太残酷个性的前9章吸引人。孩子们就像生活在监狱里。雷诺克斯因痛苦而疲惫不堪，已与彻底放弃希望。娜丁虽然不怕博因顿太太，但也郁郁寡欢。雷蒙德一直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卡罗尔深陷绝望之中，曾两次颤抖着啜泣。而吉内芙拉时常通过幻想逃避现实。

波洛持续4章的解答实在太复杂了，导致结局处理得也不太好。以第二部分第十五章为例，他考虑了许多种不同情况——卡罗尔在下午5点10分就发现博因顿老太太死了（而不是像她声称的那样活着）；卡罗尔发现她还活着，然后杀了她；雷蒙德在下午5点50分就发现她死了（而不是像他声称的那样活着）；卡罗尔没有杀她，而发现她还活着的雷蒙德动手杀了她；雷蒙德发现她还活着，但没有亲手杀死她，而是莎拉给她注射了致命的一针。尽管波洛在这一章和后面的三章中进行了逻辑分析，但他的解答却显得过于冗长了。

话虽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命案发生那个下午各人的行动时间是整个情节的核心，它被精心安排过的，从而允许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产生。我们回顾下午4：15到下午6：30这段时间，依次观察房间里的嫌疑人——莎拉，雷蒙德，卡罗尔，娜丁，雷诺克斯，杰拉德和吉内芙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也许柯普除外）在某段时间内都有机会杀死博因顿太太（如果她没死的话——而我们逐渐地从每一个可能性中了解到真相）。

时间是如此重要，使得波洛都为那个下午制作了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甚至列出了两次（在第二部分的第九章和第十六章）。所以时间是本书谜面的关键。但一些小错误使得它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比如，波洛的时间表上说博因顿一家离开营地的时间是“三点零五分（约）”。但在第二部第十五章中，波洛说“雷蒙德·博因顿和其他人在三点十五分左右离开营地”【译注：原文”about three-fifteen”，新星版译文“一点十五分左右”】。波洛的时间表上说韦斯特霍姆夫人和皮尔斯小姐在四点十五分离开营地，这个时间是韦斯特霍姆夫人告诉他的，但卡伯里的“官方的文件”说，她们“四点刚过”就和博因顿老太太谈了话。（更奇怪的是，在第二部第十七章，波洛说她们是“四点十六分”【译注：新星版修正为了“四点十五分”】出发的，这是一个奇怪的时间，不是波洛用斜体说的四点三十五分前有“足足二十分钟的时间”）波洛的时间表说雷诺克斯是下午四点三十五分回来的，而娜丁是下午四点四十分回来的，这么列大概是因为卡伯里的文件中说她“五分钟之后”和博因顿老太太谈了很长时间。然而，第二部分第五章韦斯特霍姆夫人说娜丁“过了十五分钟才回来”。波洛的时间表上说韦斯特霍姆夫人、皮尔斯小姐和柯普是下午五点四十分回来的，但在第二部第十四章中，柯普说他们“六点左右回到了营地”。波洛的时间表上说雷蒙德是下午五点五十分回来的。然而，就在雷蒙德告诉他这些之后，波洛写的是“R.B. 5.55?”而不是下午五点五十分。【译注：新星版修正为“五点五十分”】

虽然这些都是小错误，不会影响结构的严谨性，但它们令人沮丧，因为读者在阅读时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意为之。而且，在波洛第二次提出他的时间表后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在说下午4点50分娜丁停止与博因顿老太太说话到下午5点10分卡罗尔回来之间的20分钟间隔时，波洛说：“这中间隔了二十分钟。如果卡罗尔说的是实话，那么，博因顿老夫人一定是在这段时间被杀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卡罗尔在第二部第八章说的是博因顿老太太在下午5点10分还活着，波洛在第二部第十五章证实了这一点，“让我们假设卡罗尔说的是实话，博因顿夫人五点十分的时候还活着”。解答如此复杂，波洛自己搞混了也不奇怪。

在时间上还有一个奇怪的错误是柯普犯的，在第二部第十三章中，他跟娜丁提起：“昨天你来跟我说”。从下一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指的“昨天”是谋杀发生那个下午，因为他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事件。但谋杀不可能发生在“昨天”，因为杰拉德在谋杀第二天上午9点检查了尸体；然后把尸体从佩特拉运到安曼也需要一天时间（第一部分第十章【译注：该章描写了从安曼到佩特拉的旅途时间】）；所以柯普提“昨天”那时已经是谋杀发生的第三天。

线索(Clues)

本书可能是作者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波洛小说中最差的一部，故事的解答和情节都不尽人意，但线索却出奇地丰富。一些线索相当聪明，可以引申出很好的推论，但其中一些作为波洛推论的基础的线索，只有最精明的读者才能发现。而主要线索，博因顿老太太说“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事”，确实直指韦斯特霍姆夫人。

在进行解答时，波洛说谋杀不是博因顿一家合伙作案，因为他们说的话，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也没有组织好系统、有效的不在场证据。话说得没错，但也有两个具体的线索表明家里一人认为另一人是凶手。

第一个线索，表明了娜丁认为雷诺克斯是凶手——“娜丁谎言”线索。在第二部第七章中，她说回到营地后她告诉雷诺克斯，因为他母亲的原因，她选择离开他而和柯普在一起。然而，在第二部第十三章，她和雷诺克斯谈话时，雷诺克斯说是在回营地之前知道的这件事。所以，娜丁撒谎是为了保护雷诺克斯，她担心雷诺克斯被这件事打击后选择了杀死母亲。

这条基于相隔6章的矛盾陈述的线索相当聪明。但波洛并不像读者一样知道娜丁和雷诺克斯的谈话。他是怎么知道她撒谎了的？他提到韦斯特霍姆夫人说雷诺克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可能有点眩晕”。但从“眩晕”线索推出雷诺克斯已经知道妻子要离开需要经过一个跳跃，而他可能只是被太阳晒晕了。

第二个线索是“代词”线索，表明了卡罗尔认为雷蒙德是凶手。在第二部第八章，卡罗尔告诉波洛他们与此事无关。波洛要求她发誓“博因顿夫人并不是死于你们之手(any action of yours)”。而她发誓说：“我从未伤害过她”。波洛后来解释道，卡罗尔当时只为自己发誓——这表明她没有替雷蒙德发誓，所以她认为雷蒙德是有罪的。用到单复数同形的“yours”【你（们）的】是另一个相当聪明的线索。

由于开场白的存在，卡罗尔认为雷蒙德有罪并不奇怪。但因为说话人的身份很快就揭示了，大多数读者会把“开场白”线索视为红鲱鱼，但它确实很重要。然而波洛在第二部第十章写“要点”时并没有列出这句话。尽管如此，这份要点列表似乎明确揭示了主要线索。列表上有9点，不过波洛在第二部分第十四章中加上了第十点。第二部分第十五章时他强调了这个列表的重要性。

（在第十五章）他首先提到了（1）和（2），但直到他在第十六章处理完（9）和（7）后才解决它们。事实上，解答如此错综复杂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波洛没有按顺序进行解释；更麻烦的是他都没点出（5）到（8）。但如果读者愿意仔细分析他的解答，就会发现他基本上是按照以下顺序来解释这些问题的：

（9）说的是，六点半，晚饭准备好了的时候，一个仆人去通知博因顿老夫人吃饭。波洛认为让一个家人去叫博因顿老太太要更自然，而平时伺候老太太最多的娜丁为什么没有去呢，因为她知道老太太已经死了。从派仆人到这个推论真是跳了十万八千里。而且营地距离博因顿夫人待的山洞有两百码，那天晚上他们也都已经累了。因此，“被派过去的仆人”这个线索在波洛的推理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线索。

（7）说的是，雷诺克斯·博因顿先生一开始说自己不知道回营地是在几点，但后来承认替他母亲戴过表。波洛的重点不在于雷诺克斯是否真的知道时间，而在于他给老太太戴上了手表。这可能是雷诺克斯在注射时打的掩护，并且也可能被娜丁看到，她见到手腕上的痕迹后以为是雷诺克斯杀了她。这些都是合理的推论，但事实上，无论如何手表都不是谋杀案的线索。

第十七章中（1）是，博因顿老夫人服用了含毛地黄苷的混合药物。（在一些版本中，第十章和第十五章的列表都写的毛地黄苷 ，但在另一些版本中，第一个写的毛地黄而第二个写的毛地黄苷——奇怪的是，波洛第二次读的那篇是他第一次写的）他把（1）和（2）（杰拉德医生丢了一个皮下注射器）结合分析。

把这两点结合分析就能找出线索，因为波洛认为它们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译注：为与下文呼应采用直译，新星版译文为“前后矛盾”】：既然博因顿老太太在服用该类药物，凶手为什么不直接把毒下进药里而是选择偷一个皮下注射器呢？因此，波洛推断凶手与博因顿老太太没有亲密到进入她的帐篷（他的意思是洞穴）或接触她的药物，而是一个局外人。这个“注射器”线索相当聪明——但波洛说两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是错误的，因为调和两者矛盾正是波洛所做的事情。

卡伯里上校说杰拉德还丢了毛地黄。但波洛却说“这个不如丢了注射器重要”，但他没有解释原因。也许他的意思是，如果凶手只拿走了毛地黄，那么可能就是家庭成员干的。但是，无论他当时在想什么，丢失的毛地黄肯定仍是“重要”的，因为博因顿太太是被它杀死的。

关于丢失的注射器也有一些红鲱鱼，第二部第七章护士娜丁承认她也有一个注射器，但说她把它留在耶路撒冷了。然后在第十四章中我们得知皮尔斯小姐看到卡罗尔把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扔进了河里——一个金属盒子，里面有一个注射器——是莎拉从皮尔斯小姐那里拿走并称是她自己的。之后波洛说：“现在，全都清楚了！”

我们并不清楚皮尔斯小姐提供的证据究竟如何帮助波洛解决了案子。第二支注射器与谋杀案无关，真正用于作案的是杰拉德被偷走又被归还的那支。也没有迹象表明波洛被第二个注射器的相关问题弄晕了。所以这是相当令人不满的。事实上，第二个注射器是娜丁的。雷蒙德拿走它想作案，而娜丁不确定它在哪里所以称它在耶路撒冷。谋杀发生后，卡罗尔拿走了它（大概是为了保护雷蒙德），扔进了河里，后来被皮尔斯小姐发现，并被莎拉认领（大概也是为了保护雷蒙德）。

第十八章中（3）和（4）说的是，博因顿夫人阻止家人跟外人交往，以此为乐，但事情发生的当天下午，博因顿夫人鼓励家人离开，只剩自己一个人。和第一对要点一样，线索要从两者的矛盾中得出。博因顿老太太为什么突然转变？波洛解释了这个“异常和蔼”线索，他说博因顿老太太为了一个新的牺牲品，而清场了。

但在此之前，波洛考察了博因顿老太太的性格，他的观点是，博因顿老太太是（或曾经是）——不同版本和列表中表述各不相同——一个心理虐待狂。此点对应的是莎拉说她可怜的那一刻，而她既困惑又愤怒中看到了一个新的受害者——“一个重要的心理时刻”。但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她的心理——如波洛在第二部分第十八章中所说的——“非常关键”，除非波洛的意思是，正是她的“心理”让她对着莎拉的背后充满恶意地说：“记住这一点。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事，任何一个举动，一个名字，一张脸……”这是（10）。

关于“我从来不会忘记”线索，首先要说的是，单词都用的斜体以表强调。而紧接着的句子是：“这些话本身并没有什么，但是她的语气中蕴含的恶意却让莎拉忍不住后退了一步”。因此读者可能会误认为斜体只是在强调恶意。但话的内容其实很重要。

其次，博因顿太太说话的时候“并没有看向莎拉，而是非常奇怪地越过了她的肩头。她看起来似乎不是对着莎拉说话，而是对着什么颇为熟悉的亡灵。”“奇怪”这个词会让读者以为她是在对别人说话——但读者还不知道是谁。然而，在下一章中，莎拉“记得当时韦斯特霍姆爵士夫人就在那里”——没有提到其他人——两章后，韦斯特霍姆夫人认为“看见你在酒店和她说过话”。

第三，波洛在最初列要点时没有写“我从来不会忘记”线索，因为莎拉是在第二部第四章才告诉他这件事的，令人费解的是，莎拉当时似乎没有说出博因顿夫人的话，但波洛“仔细地追问了好多”，还称她的叙述“至关重要”。直到第二部第十二章，他才问莎拉博因顿夫人到底说了什么，莎拉告诉了他，并补充说博因顿老太太“充满了恶意，看都不看我”。而且为了那些没注意到之前两次暗示的读者，在复述博因顿老太太那句话之前，莎拉还说过韦斯特霍姆夫人“有可能在一旁听到了谈话内容”。

因此，到了第二部第十二章读者已经不需要马后炮就能看出博因顿老太太可能是在对韦斯特霍姆夫人说话。读者还应该知道她曾经在美国——在韦斯特霍姆勋爵从那里返航时遇到了她（第一部分第十章）——尽管我们不了解波洛是如何知道这个“返航”线索的。而博因顿老太太曾经是一名狱卒，人们可能会认为她知道韦斯特霍姆夫人在美国曾是罪犯。虽然这本身并不意味着韦斯特霍姆夫人就是凶手，但“我从来不会忘记”线索使她具有了嫌疑，而没有这句话的话就没有指向动机的线索了。

不幸的是，波洛在解答时过度解读了线索，他说这些话对金小姐的影响太大，因为博因顿老太太说话时措辞强烈，声音沙哑。但是莎拉并没有说“措辞强烈”。实际上博因顿老太太那时“声音粗糙，语调轻松，但是极具恫吓力”。然后波洛说作为对莎拉话语的回答，博因顿老太太的话完全不合理，如果她说的是“我绝对不会忘记无礼的举动”，那就说得通了——“但是，不是，她说的是‘一张脸’”。然而，波洛不公平地节选了老太太的回答。她说过她不会忘记任何东西——“一张脸”只是一个例子，“任何一个举动”（比如莎拉的粗鲁）也只是一个例子。所以作为对莎拉的回答，老太太的话没什么不合理的。

在剩下的两点中，（8）是说的杰拉德医生的帐篷跟吉内芙拉的挨着。波洛说，韦斯特霍姆夫人“明确地说过”，阿拉伯仆人在接近博因顿老太太之前先进了吉内芙拉·博因顿的帐篷。但他说，因为杰拉德的帐篷就在旁边，这个阿拉伯人“也许”进入了杰拉德的帐篷，拿走了合适的药物和皮下注射器，然后去杀死博因顿老太太。

然而波洛对这个“挨着的帐篷”线索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是皮尔斯小姐，而不是韦斯特霍姆夫人提到的仆人进入过吉内芙拉的帐篷（第二部分第五章）。这个线索的要点是证人（皮尔斯小姐）认错帐篷是“耳根子软”导致的，所以只有让易受暗示的证人来提供证据才有效。因此，如果证人是韦斯特霍姆夫人（如波洛所言），那就行不通了。

此外，根据波洛的解释，我们假设仆人进入了吉内芙拉或杰拉德的帐篷。但是，6段之后他揭露了那个走进杰拉德帐篷的阿拉伯仆人是韦斯特霍姆夫人假扮的，波洛说她认错了杰拉德的帐篷，先进了吉内薇拉的帐篷。他说这解释了吉内芙拉的故事，一个乔装过的酋长进入了她的帐篷。

读者会想知道如何解读吉内芙拉的话，尤其杰拉德告诉过波洛（在第二部分第三章和第十一章），她有一些精神分裂的症状，逃进了幻想的世界中——她号称自己是一个王室成员，处于危险之中，四周都是敌人。所以她疯癫的证词该被忽视吗？还是说她的话里有线索？在第二部第十二章中，她告诉波洛她有很多敌人，处境危险；杰拉德爱上了她，还在睡梦中叫着她的名字；博因顿不是她真正的家人；酋长派来的人乔装打扮进她的帐篷看了眼。

无论是否相信吉内芙拉的话，其中还是有一些线索。即使相信杰拉德的观点，把吉内维拉话中幻想的部分剔除，仍会留下两点——杰拉德在睡梦中说了她的名字，以及一个乔装打扮的人朝她的帐篷里看了一眼。最精明的读者可能会怀疑，这两点是否因此就不是错觉——而是以如此怪异方式被隐藏的线索。

事实上，它们的确是线索。第一个线索说明吉内芙拉进过杰拉德的帐篷，看见了因发高烧而躺在那里的杰拉德；然而尽管波洛说这“非常关键”，但它只是非常短暂地使吉内芙拉成为了嫌疑人。第二个线索，被波洛描述为吉内芙拉的“乔装的酋长”故事（这并不完全是她原话），“已经足够（重要）”，表明那个窥视吉内芙拉帐篷的阿拉伯仆人是乔装的。波洛将其称为韦斯特霍姆夫人的两个“疏忽”之一，然而单这一个“疏忽”并不足以说明她就是那个伪装者，还需要配合另一个从（6）中推出的“疏忽”：大帐篷距离博因顿老夫人所坐的地方（约）二百码。

这条“两百码”线索的重点在于看到的阿拉伯仆人。韦斯特霍姆夫人和皮尔斯小姐说由于距离太远，她们看不见阿拉伯仆人的脸，也听不见他的声音。然而，韦斯特霍姆夫人也说过他裤子破破烂烂的都是补丁，绑腿也打得很马虎。但波洛说既然韦斯特霍姆夫人无法距离两百码听见他说话或看见他的脸，自然也不可能看到他的马裤和绑腿。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这使得波洛感到奇怪，为什么她要坚持说仆人穿破破烂烂的马裤和马虎的绑腿。

有没有可能是裤子根本没破，绑腿的事也是假的？这引起了波洛对她的怀疑，他断定她伪装成是一个阿拉伯人，穿着马裤、靴子和卡其色的外套，用她花格子的擦布和毛线做了一条阿拉伯头巾。

读者们知道她有马裤、靴子和一件外套（但不知道它是卡其色的），还有毛线和擦鞋布（但不知道是花格的）。然而，只有最精明的读者才会看出韦斯特霍姆夫人是用这些东西伪装成阿拉伯人的。但公平地说，作者确实对一个当地的仆人会穿什么作出了清晰的描述（第一部分第十一章），所以读者也该知道伪装需要用到什么。

然而波洛仍然有一个问题，如果韦斯特霍姆夫人和皮尔斯小姐是一起看到的那个阿拉伯仆人的话，韦斯特霍姆夫人就不可能是伪装者。根据第二部分第五章中两人对事件的描述，读者很可能会认为她们俩是在一起的，尤其是韦斯特霍姆夫人说“我们离得太远，听不见”【译注：原文”We were too far away to hear”，新星版译文“太远了听不见”】和“我们没见到他的脸”，皮尔斯小姐也说事情发生“在我们离开前不久——”然而，她们当时没有在一起。

皮尔斯小姐当时一个人待着，她也不知道韦斯特霍姆夫人当时没有在帐篷处目击到仆人的事，因为她们的帐篷分在大帐篷的两边，无法看到对方。正如波洛所说，韦斯特霍姆夫人要去“摸清楚”(came to see)皮尔斯小姐是否醒着（她实际上说的是“漫步到”【译注：原文”strolled along”，新星版译文“去了（她的帐篷）”】），这一事实证明了：即使皮尔斯小姐正坐在她帐篷的入口处，她也不可能看到韦斯特霍姆夫人。

这条“漫步”的线索非常好，是本书中最好的线索。但它仍不完美，因为在韦斯特霍姆夫人“漫步”后她们仍然有可能一起看到阿拉伯仆人。不过，或许比起暗示她们没有在一起，像第二部分第五章这样，创造出一种她们明显在一起的印象却不明确说出要更为聪明。

总观波洛列出的要点，我们不清楚他是如何早在第二部分第十章就发现部分要点的重要性的，而且他不仅忽略了“眩晕”，“代词”和“开场白”的线索，还忽略了博因顿老太太手腕上的印记，丢失的毛地黄毒素，莎拉和雷蒙德关于死亡时间的相互矛盾，韦斯特霍姆夫人和皮尔斯小姐的帐篷在大帐篷的两边，皮尔斯小姐回忆说波洛打过喷嚏——所有这些都可以写在入疑点列表中。

波洛说，韦斯特霍姆夫人“整个计划中唯一的纰漏”（大概除了她的两次“疏忽”）是更换注射器；他说，杰拉德医生提前返回，破坏了她的计划，使得她当晚把它还了回去。但她完全可以在案发后到下午4点15分离开营地这段时间内把它还回去，因为杰拉德下午4点20分才回来。而使用完毛地黄素后未能把其放回去似乎也算是另一个“疏忽”，正是因为它让杰拉德起疑才会有了本案的调查。

最后，有时我们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个线索，但最后发现它微不足道甚至根本不是线索。首先是柯普在第一部分第十二章讲述的被博因顿老太太解雇的怀孕仆人的故事。虽然说了两次但后来没有再被提及，这似乎只是又一个用来说明她的残忍的例子。

第二，在那一章中，博因顿一家吃完午饭时博因顿老太太掉了个汤匙，发出很大的声响。这件事没有再被提及，但回想起来，我们怀疑这会不会是博因顿夫人让韦斯特霍姆夫人那天下午留在营地的信号。事实上，我们确实很想知道她俩是如何约定下午在佩特拉相会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与“死亡约会”相关的线索，这令人震惊。我们甚至不能确定，韦斯特霍姆夫人是按照博因顿老太太的“指示”（如波洛所说）去找佩特拉的，还是为了谋杀她才去的。

第三，在第二部第十一章，杰拉德提到皮尔斯小姐戴着叮当作响的珠链，但后来没有再提到这一点。回想起来，我们猜测作者让杰拉德提到这些是为了使得对韦斯特霍姆夫人外套马裤马靴的描述不那么显眼。

最后是波洛的解答。在解答开始时房间里非常安静，隔壁房间有人把东西（也许是一只鞋）掉在地上了，听着像爆炸声似的。我们想知道这个声音是否重要，但我们永远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声音。3章之后，我们发现隔壁就是韦斯特霍姆夫人的房间，而波洛完成解答后听到了类似枪声的声音。我们猜测波洛是故意想让她听到解答，从而选择自杀。

本书应该算是我和阿婆的第一场“约会”，详切审问和缜密的推理令我在酣畅淋漓的同时也不禁懊悔“为何相遇如此之晚”。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读到此书的时候自己心智也足够成熟，不会抱着对推理情节的贪恋而忽略太多太多细节。和大侦探进行智商上的较量固然过瘾，但是能够长盛不衰的推理小说可绝不仅仅是“炫技”那么简单。

小说《死亡约会》创作于1938年。此时的阿婆早已走出第一次婚姻失败的阴影，迎来自己的推理巅峰。而在此前的一次中东旅行中，她结识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考古学者马克斯·马洛温，这也造就了阿婆小说中独有的“东方情结”。《死亡约会》里，一场蓄势待发的角力，便在约旦古城佩特拉这赤裸的红色戈壁中悄然拉开帷幕。和同类型的推理小说不一样，作者在这个故事里既没有烘托阴冷恐怖的氛围，也没有刻意渲染死亡的场面——被众人恨之入骨的博因顿夫人去世了，她没有喊叫、身上也没有伤口，就那么坐在轮椅上平静地去世了，迟暮的心脏在落日西沉的黄昏停止跳动，一切自然而然。

“你的确清楚，必须得杀死她，对吧？”小说是以这句恶狠狠的话开始的，我们和大侦探波洛一样不由得心里一惊，暗忖着小小的所罗门旅馆里涌动着怎样的仇恨。这本该是一场美好而难忘的旅程：在开往耶路撒冷的列车上，萨拉·金小姐和博因顿家的次子雷蒙德相谈甚欢，彼此暗生情愫；可雷蒙德在他母亲面前判若两人的态度却让萨拉大为恼火。在精神分析专家杰勒德大夫的指点下，萨拉找出了问题的根源——暴戾的“一家之主”博因顿夫人把子女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把他们驯化成毫无主见的傀儡任由她一个人摆布。在随后的交往中，我们也逐一认识了博因顿家的其他成员——浑浑噩噩的长子伦诺克斯、善良而隐忍的儿媳纳丁、勇敢的妹妹卡罗尔，还有因过度压抑而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红发少女吉尼弗拉，他们无一不顺从了博因顿夫人的霸权统治，被罢黜了经济来源，还被禁止外出、禁止交友，在家庭内部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暴君统治”。

这也造就了本部小说和其他推理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不一样的作案动机。一般推理小说的作案动机都是利欲熏心，杀人者谋财害命制造一起惊天命案。而这一次，驱使他们踏上不归之路的却是一个完全正当的理由——自由。“似乎刚有一幅美好的前景，在她面前展开——满是阳光、树木和鲜花的前景……现在，黑幕再一次笼罩了她。”这是卡罗尔因私会萨拉而被母亲训斥时的内心感受。可以说，博因顿夫人对他人的驾驭能力在这次域外旅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们不可以随便和外人说一句话，他们必须时刻环绕在她身边听她差遣。每当子女试图摆脱桎梏、朝着自由更进一步的时候，老妇人就会伸出一双“看不见的手”，把他们死死地按在那里——他们的人生由不得他们自己做主。

当然再坚实的堡垒也会有缝隙，阳光就从这里照射进来。正是在这趟旅行中，博因顿家的子女难得地走出了深宅，第一次见识外面的世界，开始体会到了友情甚至是爱情的一点点滋味，一种美好生活的愿景在诱醒他们内心中沉睡已久的自我意识。“必须得杀死她”，觉醒的家庭成员清楚地意识到邪恶的老妇人一日不除，他们就一日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胆怯、退缩、迷茫、痛苦这些从小被培养出来的面对威权的态度会再一次把他们推入深渊之中。因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坐实了作案动机，也对他人犯罪的可能心知肚明，所以在纷纷发现母亲去世后又都故作镇定，一环套一环地撒谎，既掩盖了亲人的罪行，又掩饰了自己的恐惧，终于让案件的真相扑朔迷离。

作者在叙述案情的同时，也刻画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实际上，“女性”正是整部小说行文的关键，她们一部分充当了“施救者”的角色——萨拉和纳丁用爱唤醒了雷蒙德和伦诺克斯心中的反抗意识，一部分则扮演者“施虐者”的形象——博因顿夫人，也正是做过监狱女看守的她和“老交情”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的角力才制造了这起悬案。下面我们不妨来细致地剖析一下：

萨拉·金，来自英国的医学硕士，职业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本人也不负重望地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即使与心上人的证词向悖也决不在死亡时间上撒谎。关于萨拉这次旅行的原因，阿婆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她刚刚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感情危机。一个月前，她解除了与一位比她大四岁左右的年轻医生的婚约。他们都被对方所吸引，但他们的性情太像了，两个人意见不合，发生争吵都是常事。萨拉个性很强，不能容忍对方心安理得地实行独裁。和许多充满生气的妇女一样，萨拉相信她自己，崇尚力量。她一直告诉自己：她希望被驾驭。但当她真的找到一个能驾驭她的人时，她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喜欢这种感觉。

用萨拉自己的话来讲，她就是“觉得行动的自由，总是值得为之而奋斗的”。也正是这样的价值观感染了雷蒙德，让他下定决心要除掉自己奸诈的继母、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妙的是这部小说里的男女性别力量几乎是倒置的，女性是为爱人与恶龙决斗的骑士，而男性则成了被囚禁于高塔之中的受害者。杰勒德医生对自己的这位后辈的评价是“情绪稳定、冷静睿智、意志坚定”，却把敏感、感性、缺乏自信、易受暗示这样的字眼按在了雷蒙德身上。诚然，“异质相吸”，这二位的结合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是某种必然，同时也很好的弥补了双方性格上劣势。不过，我们既前卫又时髦甚至还有些女权主义的萨拉·金小姐并不在意这种错位的性别符号，甚至义正言辞地表示：

“对不起，但是，我真的痛恨这种性别区分。‘现代女孩对生活的态度更现实。’诸如此类的话。这完全都是胡说！有些女孩现实、有些则不然。有些男人多愁善感，头脑糊涂，另一些则头脑清楚，很有条理。只有头脑类型的不同。‘性’只在与‘性’直接有关的时候才重要。”

显然，在萨拉看来，“任何人能有所成就都很好。是男人是女人一点没有关系。”

再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施救者纳丁，她是大儿子伦诺克斯的妻子，也曾是这个家庭中唯一的外人，不过与丈夫的共同生活也让她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老妇人的统治，宁静、温顺、言行有度，绝不忤逆婆婆的意愿。在与萨拉的一次谈话中，纳丁以欲言又止的沉默为萨拉积极灌输的反抗精神泼了一盆冷水——没有比沉默能表达更深度的绝望了：现实就是如此，自己的丈夫已经习惯了被统治的生活，安于现状、不肯改变。但我们却不能像老妇人一样，低估她潜藏的意志与性格的力量：

她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你不愿意跟我走。好吧，我没法强迫你，但是，我有离开的自由！我想——我想我要走了……”

他难以置信地抬起头看着她，第一次迅速作出了回答，就好像缓慢的思路终于给理畅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但是——但是你办不到啊。母亲——母亲不会同意的。”

“她拦不住我。”

“你没有钱。”

“我可以去挣、去借、去讨、去偷。伦诺克斯，你要明白，你母亲管不了我！我或走或留，全凭我自己高兴。我现在觉得，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

在这次争吵中，温柔的纳丁意想不到地爆发了。“为了自由宁可抛下爱情”，她试图用威胁的方式唤醒丈夫心中的反抗意识。纳丁的坚定总让我想起被慈禧囚禁在冷宫里的珍妃，鼓励光绪皇帝变法革新，还计划着和皇帝一起去日本留学……不过庆幸的是，小说里纳丁没有被推入枯井，她成功地逃脱了，带着丈夫一起。

说完了“施救者”的形象，我们再来看看“施虐者”。傲慢、臃肿的博因顿夫人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邪恶的“老暴君”，连小女儿吉尼是否打算上床休息、是否参与家庭活动都要横刀插入自己的意愿。在心理医生杰勒德眼中，老妇人无疑代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制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原动力正是欲望——对权力的渴望。医生认为权力欲的满足最终会使人变得傲慢、暴虐，而没得到满足的人则因无法面对自己平庸、无权、无力的事实，拒绝普普通通的生活。老妇人显然是前者中的佼佼者。她操纵了自己的丈夫、占有了全部的遗产，还洗脑了自己的子女、逼迫他们成为自己的奴仆，甚至，她还将自己的长鞭伸出了家庭，伸向自己的职业领域——监狱看守，对囚犯实行专制和压迫。

“因为喜欢当暴君，才做了女看守”，如此也就牵扯出了老妇人和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的一段恩怨往事。我们是直到故事的结局才被告知，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勋爵夫人居然是曾经的犯人。不过仔细思考一番，也不难从前文中找到伏笔。小说的名字既为“死亡约会”，就说明有约在先，那相逢的必是故人。也难怪在所罗门旅馆的那个晚上，老妇人会突然恶狠狠地说：“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任何一种行为、任何一个名字、任何一张脸，我都不会忘记的。”老妇人企图向曾经自己手里的犯人实行控制和勒索，勋爵夫人则要求老妇人守口如瓶，所以才会有她二人——一个体力不支、一个身份特殊——却在一场不太合适的旅途中“不期而遇”。

其实本质上讲，勋爵夫人和博因顿夫人都是同一种人——对权力有着极大渴望的女人。斤斤计较、效率至上的标签让我们从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身上看到了一种“女强人”的形象，只是喋喋不休的习惯总让人避而远之。她本人也多次向萨拉灌输“男人总以为他们能欺侮女人”“任何事情要做好，都得有妇女来做”的绝对对立的性别理念，这与萨拉所信奉的“无差异”的性别观截然不同。在对待政治问题上，勋爵夫人也体现出了天然的才华：曾经阶下囚的身份不仅被一笔抹去，而且在一次航海旅行后还摇身一变，从“范西塔特夫人”变成了“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而韦斯特霍姆这位“头脑简单的中年贵族”显然也是一块质量上乘的政治踏板，不仅为她提供了优渥的政治资本，还毫不干涉她的一切政治参与，这也使得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的控制远胜过博因顿夫人，超越了家庭、将权欲的魔爪伸向政坛。

对于女人这种令人可怕的权力欲，杰勒德医生是这样分析的：

“有人为了虐待而虐待，并从中获得快乐。但是，当你发现了这一点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容:希望受到欣赏与关注的强烈而可怜的欲望。如果这个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如果因为性格不讨人喜欢而得不到所需要的反应，就会采取别的办法一一一定要让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重要性，这样就出现了难以计数的怪异反常行为。”

博因顿夫人和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可能都是社会中的弱者，因而在身份扭转之后表现出对权力极大的渴望，变相地对往昔那种不受重视甚至是受虐的生活进行报复。同为医学出身的萨拉也因此对老妇人产生过些许的怜悯。然而这一变态的倾向终究渗透给了博因顿家神经质的小女儿吉尼弗拉身上，助长了她的“表演型人格”，总是编出一些夸张的故事以取得哗众取宠的效果。

“女人权力太多真是糟糕”、“女人很难不滥用权力”，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阿婆显然是受到了男权社会价值判断的影响，将“有权力的女人”划归为“邪恶”，毕竟在任何时代“有野心”绝不是送给女性的形容词。不过阿婆也给女性指出了另一条明路，就是像萨拉和纳丁一样坚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像老妇人和勋爵夫人一样，总是试图染指别人的生活。

小说的结尾是一场祥和、融洽的家庭聚会，摆脱老妇人高压专制的博因顿一家人终于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而已经成为雷蒙德太太的萨拉却惊恐地发现，小姑吉尼正慢慢衍化出与老妇人相似的神态来：

“我突然一一想起了——她。看着吉尼，我第一次——看到了——相似之处。简直一模一样，只是吉尼明快，而她阴暗……”

造化真会如此弄人吗？也许是的。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某些奇妙的相似性。不仅萨拉和纳丁都如“普罗米修斯”一般，将自由的火种带给这个压抑的家庭，雷蒙德也可以看做是青春版的伦诺克斯，小说里告诉我们伦诺克斯作为子女当中唯一外出过的人，正是为了参加交友舞会而私自翻出了窗户，而雷蒙德这一次也是为了争取爱情而试图动摇母亲的威权统治。至于吉尼是否会变得像老妇人一样生出强烈的控制欲，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从她那“标新立异的表演方式”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她在舞台中表现得过于强势，以致于没有留给打对手戏的男主哈姆雷特足够的表演空间——“他把我的退场部分都给毁了”。

就是这样。基因在遗传，人性在循环。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内部的反抗故事，在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度，还有很多人在为高墙外的自由挣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