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之歌

记得有一次刚从教堂出来我没有选择坐附近的公交车，而是绕道跑去坐地铁，为了赶即将发车的地铁，急忙下楼的我毫无预警的重摔在地，一阵眩晕半天没回过神来，后来一想是我的急躁和选择所致，还是命中注定就有这一摔，要是当时选择坐公车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一摔了，生活中像这样让我产生疑虑的例子太多，经常不断地猜想和怀疑无常命运的不可控性和人生有点玄妙的既定性。

在电影《机遇之歌》/1987（今年恰巧是这片上映的第三十周年，大师级水平和经典的魅力就在于永远不会过时，什么时候看都能获益良多！）里，基耶斯洛夫斯基就做了一次绝妙而深刻的影像实验。

像这样不依赖科技处理完全平铺直叙以最直接明了的多层叙事结构呈现的电影，特别是类似走文艺范儿的高端路线，其中还带有很重的政治色彩和社会背景，就很容易营造出一种沉闷无聊、叫人难以投入的氛围，而枯燥乏味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循环重复性”的主旋律基调，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意识到了这点，无论是在头尾呼应和三条既联系又独立的主线构思上，加上他对于细节的用心（生动而丰富）和一贯偏爱的具有神秘色彩、挺意味深长的隐喻性情节，使这片显得格外的精巧、高明而富有内涵。

★以下含有剧透，建议看完电影后再往下看！

很多时候我们在抉择和经历过后得到某个不如意的结果时，都喜欢悔不当初的很纠结的反过头去对之前的经历做出多种假设性的改变，并对其产生的不同结果进行主观的想象和铺展，就像我第一段写的那样如果（要是）…就会（就不会）…，但即便可以轻松地改变“因”，那是否就能真正的影响到“果”？带着这样的疑问再来看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这部牛作《机遇之歌》，片中对一个名叫威特克的学医男孩的人生走向做了三次差别很大的分解和延伸，先来聊聊片头，一开始随着男主一声尖叫镜头推进直接对准他黑暗的喉部后出现字幕，留了点睛一笔，看完结合震撼的片尾，非常的聪明和讨巧。

接着像是以片段的断续形式，男主开始回顾他的人生经历，摄影机以主客观的立场和视角交替出现，男主时而和摄影机合二为一时而入画出现，像是加强刺激观众的反应和理解，容不得半点疏忽和走神，接着威特克的父亲去世，休学的他跑去车站赶一趟开往华沙的火车，故事从此开始分支，第一次是他赶上了火车，然后遇到了一名父辈级的共产党员，受其影响的威特克决定入党从政，但事实却和他的理想大相径庭，以为能通过参政改善社会格局和现象的想法太天真，表面打着社会主义发展旗号实际依旧是权利当先的黑暗和腐败，他和参与地下组织的初恋的爱情也因他敏感的立场和身份而告吹，这段在因罢工使他没能去成巴黎的机场里截然而止。

第二次他没能赶上火车并与警察发生激烈的冲突而被拘留并要履行劳动义务，威特克意外遇到了一群有着不同政治目的和意向的地下活动者，并成为了其中一份子，在一次委派的任务中威特克和一名因政治因素被骚扰的中年妇女产生对话→“生命就是上帝馈赠的礼物”，让他茅塞顿开，选择受洗，接受信仰，恰巧又和开头去往丹麦的犹太人朋友重逢，有点有违宗教信条的喜欢上了朋友的姐姐（有丈夫），接着他们在地下印刷禁忌刊物的基地被揭发，也因为误会威特克被误解，这段则在要通过告密才能换取出国机会又没能去成巴黎的威特克在阿姨的安慰里结束。

第三段威特克也没能赶上火车，他和开头同是学医的女孩走到了一起结婚生子，并回到了医院继续深造，这次他不再有任何政治立场只忠于自我，一心一意从事医生这一职业，结果最后还是替因受儿子牵连的主任出国出席研讨会，为了给心爱的妻子过生日而改签的威特克终于赶上了这趟去往巴黎的飞机，最终却以悲剧收场，飞机在空中爆炸，最后一段中前面出现过的人物和情节再次先后巧妙“会聚出现”，无论可以推测出多少可能性，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引向也是无法改变的最终结局，就像片中那个下楼梯的类似弹簧的装置，到底的那一刻就是“死亡的时刻”。

基耶斯洛夫斯基利用影像对命运和死亡进行的深刻探讨中，一直弥漫着一股伤感、冷冽和悲怆的浓郁味道，人的存在始终是被动而无奈的（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是），在人生的历程中那种无解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引发的种种事端和未来的无常走向中，人似乎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直面、接受并经历，其实从另一角度来看，很多时候当我们身处糟糕的境地或是得到痛苦、悲伤的结果时，经常会本能的美化另外的可能性设想，从而忽视了另外的可能性所具有的更加悲催的悲剧性可能，就像片中威特克的三次结局都好不到哪去，最后的那一次看似很美好可以独善其身其实迎来的结果反倒更加惨烈。

其中不难看出还有一层隐喻，就是侧重表现的社会现实，即使不趟任何一方的浑水，只专心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否就能美好幸福下去，未必，威特克第三次结局其实还是和国家境况和政治因素紧密相连，就像是怎么也摆脱不掉的桎梏和枷锁，在第一、二次中威特克从政治家身份转变成地下组织的一员，他见证了政治体系的阴暗虚伪和地下革命者力量的渺小，就连上帝也无能为力，上下似乎都毫无希望可言，可以对照第一次里老共产党员的演讲，基耶斯洛夫斯基很大的目的是透过这种多种可能性的叙事形式来批判、反思或者说更加真实的反映现实处境。

要知道在当时波兰更为严苛的审查制度中，这片历经波折才得以在多年后重见天日，片中也有几处明显的提醒→公映并非易事。这片的配乐非常出挑，忧伤而震撼，优美而高级，极具感染力和调动情绪的魔力，这次的配乐是由波兰著名的作曲和配乐大师基拉尔（Wojciech Kilar）制作完成，记得在电影《老无所依》里变态杀手有两次用硬币轻易决定人生死的行为，那就像是一种人为演示命运的象征，在这片里威特克在追赶火车的过程中碰到老妇人后基耶斯洛夫斯基给予了散落的一枚银币的特写镜头，硬币落下后的最终结果、未来的路怎么走和接下来的发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是自我意识和选择，还是那看不透摸不着的无解命运呢？

ps：和朋友聊天说我写得太“丧”了，我可能也和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样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但其实从片中还是能体会到一丝并未泯灭的希望之光，就像片中那个和威特克对话的中年妇女，早早医生就宣判了她的死期，但事实是她却无比幸运的存活了下来，很多时候凡是都没有一定和绝对，虽然世间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和意外，即便让人觉得十分的无奈、费解和被动，但也会有好的一面，每个人都应该对自身改变（社会或命运等）的能力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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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故城 如果我不是有目的地来到这里，而是意外地发现自己站在这个地方的话……那真有点绝望的味道了。 ——卡夫卡，《城堡》 将宿命讲得如此云淡风轻，大抵只有基耶斯洛夫斯基才可以做到。《机遇之歌》（Blind Chance）将时间的不可逆性束之高阁，从浩瀚的时间轴上选取结点，讨论因生命的偶然体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升起的飞机，突如其来的爆炸和灰飞烟灭。生命被偶然性所劫持，辗转反复，抉择左右，然结果仍逃脱不出宿命，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对生命虚无最悲壮的喟叹吗？ 一 《机遇之歌》拍摄于1981年，正是处于基耶斯洛夫斯基思想的转型期，他的电影风格正从强调对外部现实的描写转为对内在多样性的暗示，从公开的政治化领域转向心理学或形而上领域。然而，其身上所侵染的政治诉求并未完全消失，一如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来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所表达的，“我这样曾经接触过共产主义的人，无论对它是信仰还是反对，或是像我这样报无所谓态度的，都已被它感染，不可能治愈”。应该说，对于那个时期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来说，忘掉政治和历史是不可能的。 尽管《机遇之歌》和同时期剪辑的《短暂的工作日》都通过跳跃的剪辑和虚幻的遐想，切断了影片直接通向政治现实的路径，甚至“时间”取代政治本身，成为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尺，但两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煽动性一点也不弱。我们看到，政治既是附着在个人身上挥之不去的瘟疫，又是制造偶然性事件的道具和背景，《机遇之歌》中提到的1968年的校园肃清运动和接踵而至的工人罢工和反犹运动，均成为决定魏特克命运走向的关键结点。 魏特克休学离开医学院的原因是父亲的死亡，并导致自身使命感的丧失。与此同时，那时波兰的年轻人已经意识到政府的伪善，政府煽动学生举行示威，其目的却是为了让民众与知识分子对立。于是他们迷茫、丧失信仰并前途未卜，摆在他们眼前也只有三种选择，影片用魏特克赶火车的方式将这三种选择呈现给了观众。 第一个故事中，魏特克赶上了去往华沙的火车，接受老党员维尔纳的指引和引荐，成为波兰共产党的一份子，他相信可以通过个体与体制的合作改善社会现实，于是魏特克代表共产党去医院调停，试图制止激进分子的“叛乱”。导演用戏谑的口吻叙述了调停中的种种细节，其实是在暗示魏特克尴尬的处境，他热血沸腾的参与政党，力图实现政治抱负，却成为政府镇压民众的替罪羊。此后，因女友被捕魏特克又与上司产生了冲突，不得不离开华沙去巴黎，然而当他来到机场，波兰爆发了罢工，他被告知无法离境。 第二个故事中，魏特克没有赶上火车却冒犯了车站的警卫，被判处强制进行社区服务并结识了激进分子马莱克。经后者的邀请，他加入了这批反政府、反共产主义的地下团体，并接受宗教洗礼（斯特凡是他的神父）。与此同时，他爱上了幼时伙伴的姐姐薇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薇拉已婚且是犹太人，1968年前后波兰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反犹运动，薇拉被迫移居国外。此时绝望的魏特克本想借去巴黎参加会议离开波兰，然而他必须通过向政府告密地下团体的行踪才能获得签证，因此他仍没能成行。 第三个故事中，魏特克没有赶上火车却碰到了医学院的女同学奥尔嘉，于是他复学、结婚、生子，他拒绝入党也对宗教和反政府的组织心存抵触。他是医学院院长的得意门生，并代替院长赴利比亚参加学术会议，但为了给爱妻奥尔嘉庆祝生日，他改了航班，必须乘坐经巴黎转机的飞机。值得注意的是，在机场导演为观众捕捉了两个关键镜头，一个是第一个故事中的拿着文件的女空乘，另一个是第二个故事中坐轮椅的斯特凡也在等待同一个航班。也就是说，此刻魏特克将乘坐的飞机正是前两个故事本应乘坐的那架。然而悲剧发生了，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飞机起飞后不久就爆炸失事了。 前两个故事中主人公是有政治倾向的，要么投入斯大林主义笼罩下的东欧集权统治，要么投入西方左翼自由主义的怀抱，然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他都不可避免的被边缘化了。第三个故事中主人公已不再有任何的政治信仰，当他春风得意地过上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时，命运的沙漏却再次翻转。影片的结尾告诉观众，即使个体拼命摆脱政治意志，但最终的结果仍难免被无辜牵连，这种对二战后波兰政治绝望的情绪，在基耶斯洛夫斯基早期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人员》、《生命的烙印》等）。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表示，“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象征角度来看，在波兰是无法找到一片真正属于个体的地方的，也许你会对某些理想抱有憧憬，却总会与肤浅、卑劣的社会现实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机遇之歌》或许可以看做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政治理想的集中表达，是他对“个体命运向政治意志突围”这个命题的执着尝试。 二 《机遇之歌》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用影像的方式对于时间的界限与位置进行超越。影片打破时间的固有秩序，建立起“如果……那么……”条件假设结构下的多重叙事，呈现出一种看似“花言巧语”实则布局精妙的影像修辞，影片中，导演借用了火车这个机器时代的标志性符号，构造出一个假想的时间隧道，通过主人公追赶火车的动作重置各个时间结点。这种修辞被之后诸多电影作品（如《劳拉快跑》、《滑动门》和《蝴蝶效应》等）竞相效仿，将机器时代下的钟表时间进行了数次巧妙的解构。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及《机遇之歌》的构思时说：“要有多少偶然，我今天才能在这儿？当一个人选择了一条路，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就选择了这条路上可能会遇见的偶然性；而在另一条路上，则又有别的偶然性。为了理解我现在的位置，就必须倒回过去，观察过往的历程，看看哪些是走这条路的必然，哪些是自由意志，哪些是出于偶然。”影片中，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并置的三个故事，将“如果没有”这个假设重复了三遍。通过三个“如果没有”，我们看到个体的主观因素决定了个体的命运走向。比如，第一个故事中如果魏特克没有殴打上司，即使爆发了工人罢工，他也可凭借党代表的身份奔赴法国；第二个故事中如果魏特克主动揭发了秘密印刷基地，那么就可从官方直接获得赴法国的签证；而第三个故事中如果魏特克不要替代老师参加医学会议，又或者他不要为妻子庆祝生日，那么悲剧也不会发生。 然而，影片中的魏特克曾向女友感叹自己的幸运，当母亲在产下自己后，孪生弟弟便胎死腹中，倘若先产下的是弟弟的话，就不会有自己的存在，似乎冥冥中的“运气”更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每段故事的开头，都有魏特克从售票台奔跑到火车车尾的一幕，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滚动的硬币、喝啤酒的醉汉和巡警等几个要素。显然，在西方语境下，投掷的硬币意味着偶然性与概率，而硬币掉落的随机性影响了醉汉拣起硬币买酒的时间，进而干扰了魏特克的奔跑路径。实际上，导演通过这一系列连动关联，将主人公是否能赶上火车与掷硬币这样一个随机事件挂钩。这个例子表明，个体的命运并非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偶然性的客观事件，人生的轨迹更像是命中注定的。 从影片的结尾来看，在“人定胜天”和“命中注定”之间，基耶斯洛夫斯基悲观的选择了后者。如果说前者强调一种西方人不可一世的主体性，是笛卡尔眼中的“我思”，也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么后者则贬低人的主体性，相信被偶然主宰的个体命运的必然悲剧性，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宿命论。导演在影片结尾将主导个体命运的偶然性无限放大，制造出那惊骇的一幕，将之前的所有努力和可能性毁于一旦，冷酷之极。影片中弹簧玩具一段，堪称对影片结尾最诡异的呼应，魏特克看到管状的弹簧玩具借助重力“自主”翻越楼梯时，眼神中流露的是惊讶和不可思议，然而一旦它落到楼底，失去重力的弹簧便像死了一样，魏特克指着仍在晃动的弹簧说，“看，那是垂死的挣扎。”殊不知自己在人生路途中的种种尝试，也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 三 《机遇之歌》中，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方面宣扬偶然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告诉主人公自身的特性/身份/认同是变化的，也是能够变化的。但另一方面，他终究还是将主人公圈进一个死循环里。那些偶然性赋予的不同的特性/身份/认同是存在的，但不同的特性/身份/认同的人终究会来到同一个终点，一个确定的、注定的、早就设计好了的深渊。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陈列了三种选择的可能，将那些不确定的假设实在化，这便拒绝任何怀旧式的、站在当下意淫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告诉我们不必带有“时不待我”的怨恨、懊悔和不甘，去大呼“如果当初怎样，我如今就怎样”。历史不会给个体的侥幸心理任何的安慰，它会从每个人身体上碾过，而每个人都毫无例外的在地面上留下一个被碾过的痕迹，不管你的痕迹形状如何，一阵风吹过，它都会化作尘埃。 其实，基耶斯洛夫斯基并不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只是人类的生存现状本身充满着矛盾与悖论使然。时至今日，把个体放置在社会的什么位置仍存在巨大争议，在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和政治意志所共同编制的社会大网中，“个人”往往是惶恐的、煎熬的，左右为难的，难道《机遇之歌》中所展现的宿命论和绝望气息不是我们的生存现实吗？ 基尔凯戈尔说，选择绝望并非逃避生命，而是打破人类生存层面的封闭性，完成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突破和超越。如今那些抱着享乐主义歪曲后现代精神的人，用解构的方式，消解人类所处的困境，已让我们丧失了评价和反思的能力，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转而沦为一种单纯的、无足轻重的社会存在。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悲观，“让人道主义不是一份媚俗的煽情或廉价的乐观，甚至不是一种宽容或温馨，它承载着对人类生存困境最基本的关注，是一份伤痛，一道终极防线，一份悲观但不绝望的傲岸。”（刘晓枫，《沉重的肉体》） 2010-8-13 20:25 原载于《礼·志》 后记： 在写完这篇文章后，我读到齐泽克的《无意识的法则：论一种超越善的伦理》时，突然发现《机遇之歌》提供的三种“选择”，或者说是可能，是基于对伦理的哲学探讨基础上的。 在齐泽克的表述中有这么三种选择：通过某些基本的至善概念为伦理提供一种直接的本体论基础（选择的共产主义）；通过牺牲伦理的普适性的本质内容，对普适性进行程序主义转向来拯救前者（持不同政见的）；以及“后现代”态度，它精髓的、包罗万象的惟一规则是“不要将自己的游戏规则强加到他人的游戏上”，也就是保持叙述游戏的多元性（对任何政见保持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暧昧态度）。 而这三种选择形成了黑格尔的三段论：直接基于至善的基本伦理本身；然后是它的“反面”；最后，是“否定之否定”，对普适性本身的后现代否定。我们发现第三个选择本身的矛盾性，实际上它有可能成为第二种立场的亚种，强加着第二层次的形式规则，即用容忍来接受难以解决的分歧。拉康对这个三段论的立场使得一种新的“选择”诞生，即“一种给予拒绝符号化的创伤性的真实界的伦理，这种真实界是在与他者欲望的深渊的遭遇中经历的。”实质上，《机遇之歌》就是一种真实界的伦理解读，试图去填补本体论大厦所存在的裂缝，齐泽克管这叫做“被指派的忠诚”，在我看来，这是种囫囵吞枣式的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