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与毒药

九州大学医学部活体解剖美军俘虏之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罪行已足够骇人听闻，战后主导、参与者们作为政治交换的筹码未获应有惩罚更添荒诞。事件发生的十二年后，远藤周作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据此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并非简单的揭露或控诉，而是通过剖析几名虚构的实验参与者，从集体无意识的恶、压抑之下的冷漠麻木、等级森严的权力之争等方向深刻反思，切开时代脓疮、叩问公众良知，直指日本人灵魂深处的罪与罚。

早在引子中，作为叙事者的、象征一般大众的「我」便惊讶的意识到，周遭好些小店铺主是二战老兵，无论是加油站还是西装店的老板，那些貌似普通日常的邻里曾经杀过人、犯过罪，却丝毫意识不到所犯暴行的罪恶与耻辱，甚至对过去的肆意妄为颇是感慨回味，在轻易摧毁他人之后，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回归和平生活，而对于「我」来说，践踏生命犯下罪行的人将永远被视为异类打入另册。正文中，作者视人性缺失多寡为标尺，分别以胜吕医生、上田护士和户田助理为切入口，将更多笔墨放在了实验前的医院生态与他们的个人经历上，展示不同良知泯灭程度的样本，一步步描写这些当事者沉沦黑暗的过程。

在那个命如草芥“大家都要死的时代”，医学部的医生们已经放弃了救死扶伤的本职，漠视生命到将病患当作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的棋子，轻易在手术台上打着“回报恩情”“医学进步”的遮羞布杀人。为了给部长竞选增加筹码，桥本教授把田部夫人当成垫脚石；为了检验新手术方法成效，柴田副教授拿老婆婆当做牺牲品；为了在同事服兵役回来前取得成就，浅井助理勾结军方把俘虏送上了实验台。而结果，提前手术害死了原本病症较轻、身体健康、被特殊化照顾的田部夫人，家属还遭隐瞒手术失败的真相，老婆婆则在等待被诱同意又因一科为避免连续医疗死亡而延迟的高风险手术的过程中去世了，失去竞争抓手的桥本柴田随即加入了浅井的计划。

而胜吕，是这一地狱图腾中脆弱的时代良知代表。面对“第一个病人”老婆婆，他始终抱持着某种需要坚守的信念——其中固然有试图挽回哪怕一次死亡的渴望，但老婆婆早已是重症难医的失疗病人，即便不做高风险手术也活不过太久，苦苦等待的儿子也再无法从战场归来，胜吕的坚持可能更多是指望自己能够对医生的职业、对人性的希望、对未来的期许再保留一线微弱的火苗。然而胜吕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直面丑恶，遭受巨大冲击，这一点微薄的盼头也一次次被吞噬、被扑杀，最终被彻底熄灭，于是胜吕决定放弃思考不再坚持，开始随波逐流：他不愿参加实验，却始终没有开口拒绝，尽管在实验中害怕到连眼睛都睁不开，乃至临阵脱逃，胜吕却深知“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弄得一团糟”了，他的内心已随着手术台上俘虏的生命一起逝去了，那双冰冷的手是他终身无法摆脱的罪孽的证明。

如果说胜吕还有从绝望到放弃思考的过程，上田则从来就不具备思考的能力，从为了结婚而结婚，到随夫前往满洲；从流产并丧失生育能力，到被丈夫抛弃离婚；从逃回日本被亲戚嫌弃，到被收留进医院遭受冷遇，她从始至终都在随波逐流。在与希尔达夫人的龃龉中，明明过错在己，她却只有无处遁形的羞愤和对夫人善意的嫉恨，自暴自弃乃至放任内心被怨恨淹没。和平年代像上田这样的人普通而无害，但在没有希望、遍地罪恶的年代，她轻易被教化、被染黑，又因无法理解她所面对的不幸，难以化解心中郁结的怨恨，只能以最卑鄙、最畸形的方式平衡内心、获得优越感：一是抽刃向更弱者，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日本人在满洲犹如主人的地位，习以为常的对中国人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二是摧毁美好，她加入实验的目的非常简单：成为桥本教授罪行的见证人，令希尔达夫人背负未知的不幸秘密，以此抹杀对方优点。然而，怨恨、破坏与宣泄无法填补上田空白的灵魂，像希尔达夫人身上一样的肥皂香不断刺激提示着她世上本因存在的洁净与美好，从来就不具备思考的能力的上田却只能带着永远洗不干净的手茫然若失。

相比胜吕的无力抵抗和上田的无意识，户田甚至不需要堕落，而是始终身处黑暗之中。他仿佛从幼年时代就掌握了世界运行规则，知道别人想要听什么、不想听什么，知道如何可以讨人喜欢、搪塞过错。户田在小学时投老师所好编造作文，中学时偷窃蝴蝶标本嫁祸他人，长大后与表姐通奸、玩弄女佣，他目标明确屡试不爽，总是能够顺理成章的找到办法掩盖错误、逃离制裁、获得夸奖。尽管在这种本能之余，户田清晰的认知到恶，但他可以将自我抽离的不相关的位置上，编织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借口欺骗别人开脱自我，不是外部因素，就是生不由己，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就是和自己没关系，选择了更容易活下去的方式。有时候，户田也会反问自己“难道没有良心吗”，尝试寻找感觉，但即便是回到试验结束后的手术室，对着带血纱布，他的内心依然无动于衷。当然，户田也明白他不可能瞒过所有人，害怕着冥冥之中可以洞悉他阴暗内心与所作所为的眼睛，就像那个转校生，但也仅此而已，对他来说有罪的只是被逮到，值得恐惧的只是受责罚，没有被逮到的他没有罪，人世间的惩罚对他无效。

像户田一样的人对自己犯下的罪毫无惧意，像上田一样的人甚至缺乏罪恶意识，他们也因而能够在战争的混乱中被黑暗完全吞噬，暴露出人性最为丑恶的一面，再在战后伪装成普通人蝇营狗苟，只有像胜吕一样怀揣着罪感和恐惧、再也回不去正常生活的人，最为痛苦煎熬。但对于曾经以国家为单位制造战争罪行的日本人而言，也只有像胜吕一样”胆怯“——所谓胆怯恰恰是他良知尚存的表现，对老婆婆的担心，在实验时的害怕，无不呈现出他敬畏生命、渴求人性，拒斥成为魔鬼的一面——只有在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有所认识、背负罪恶、自我责难之后，才可以作为一个人活下去，才有走出黑暗得到救赎的可能。

《海与毒药》是一部故事性并不强的小说，它在一开头就告知了故事的梗概：一场针对美军俘虏的活体解剖“实验”。故事本身也是根据史实而来，这件1945年发生在日本福冈县九州帝国大学（现九州大学）附属医院的骇人听闻事件本身就曾轰动一时。远藤周作写作这本书时曾大量查阅了当时的资料，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小说写成满足读者猎奇和想象的“独家报道”，而是将大量的笔墨放在了参与“实验”的每一个人身上，以个人的处境和选择来剖析惨案发生的原因。 除去开篇的引子，小说中的人物大致分为上下两层，一共六个人。桥本教授、柴田副教授和浅井助理是F市医科大学第一外科权力的核心，他们是第一层人物；胜吕、户田和上田是对第一外科几乎无足轻重的研究员和护士，他们是第二层人物。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解剖事件的全部参与者。 在第一层人物身上，他们所有的作为都是围绕权力的勾心斗角。为了给部长选举拉选票，桥本教授把田部夫人当成了垫脚石；为了给自己的新手术方法试成效，柴田副教授拿老婆婆当了牺牲品；为了让自己在第一外科出人头地，浅井助理把美军俘虏骗上了实验台。只要为了争权夺利，他们既能在手术台上救人，又能在手术台上杀人，本该救死扶伤的医生，却对生命充满了漠视。他们还能为自己的权力欲找出诸如“报恩”“医学进步”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正是坂口安吾笔下那些借“天皇”“武士道”等口实为自己的私欲行方便之人。在这一层人物身上体现的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权力支配这些人，把他们引向罪恶，权力的跋扈是小说为事件给出的一个原因。 但是远藤剖析的深度并不止于此，在在第二章“受审的人们”里，他以极大的篇幅分别讲述了户田和上田这两个人的经历，牵出了事件更深层的原因。在胜吕的眼里户田是个“强人”，因为面对种种罪行和恶事，他都可以无动于衷。他在自述中坦言自己从小到大做了许多坏事：把子虚乌有的事写进作文讨好老师、让其他同学替自己的偷窃行为受罚、背着懦弱的姐夫与表姐通奸、让女佣阿蜜怀孕又自己给她做流产手术。他做了这些恶事，却无一因之受到惩罚，久而久之就对罪恶越来越麻木。他做恶的时候也曾感到害怕，但他害怕的不过是一双看穿他心思的旁人的眼睛，是来自世俗和社会的惩罚，只要不被发现，他就可以安然度日。与之相对，护士上田是个弱者，她在满洲的生活充满痛苦，饱受丈夫的欺凌，回国之后又受到医院其他护士的冷漠和嘲笑。她因为与希尔达夫人的两次龃龉而最终选择参加了实验。她一直是个受欺凌的人，但是她却同时又在欺凌更弱的人：在满洲，她也学着其他殖民者的样子，对中国女佣动辄打骂；回到国内，为了报复希尔达夫人，她欣然参加实验，并从此事中觉出了一丝胜利的优越感。 回看这两个底层人物的经历，他们的人生轨迹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面对活体解剖的杀人行为，他们心中都没有丝毫负罪感。罪感意识的有无，正是远藤周作想在这部小说里剖析的深层问题。户田和上田对犯下了这样的罪行是否心存害怕？或许是有的，但是用户田的话来说他们害怕的仅仅是来自“人世间的惩罚”，来自世俗社会，但是面对自己的良心，他们并没有痛楚和恐惧，他们缺乏深层次的罪感意识。户田在做完解剖实验后对自己反问道：“我身上难道没有良心吗？不光是我，其他那些人也都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毫无动容吗”，缺乏罪感意识的不仅是他们这些底层人物，那些主导实验的教授，助理也无一例外。而这种普遍的罪感意识的缺乏，或许就是日本犯下战争罪行的深层原因。远藤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作家，他在小说中借用希尔达夫人之口发出了疑问：你们“难道不怕上帝的惩罚吗”？但是在这些人心中，上帝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就更遑论上帝的惩罚了。在基督教文化中，罪是对上帝规约和诫命的违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远藤或许还探讨了日本民族意识中缺乏绝对之神的问题。然而恕我学识浅薄，就无从在宗教上做更深入的解读了。 整部小说中对罪保持着最清醒意识的人物就是主人公胜吕，他是小说中唯一与众不同的人，他尽心照顾病人、他为老婆婆的死而难过、他不敢直面解剖实验的场面，尽管如此，他却依然选择了参加实验。他于参加实验的原因，他想到的是被户田带动，继而想到的是那天的感冒，然后又觉得是当时那青白色的炭火和户田抽的烟，最后，他不愿再去思考了，“再想也于事无补”。他不愿再思考，于是接受了参加实验的决定。放弃思考，也就引来了“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胜吕乃至户田和上田并不是罪大恶极的人，也对医学部的权力之争毫无纠葛，他们只是现实中再普通不过的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却也能犯下骇人听闻罪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缘于他们对“恶”的无感，缘于他们对思考的拒绝，缘于他们在直面良心时的每一句“无所谓”，缘于他们的平庸之恶。毫无疑问胜吕、户田和上田乃至那些不忍面对手术血腥场面的军官都心存良善，他们都知道自己犯下的过错是不对的，但是正如户田所说，“认为它们（恶事）丑恶和对此感到痛苦，却是不同的两件事”。他们所想的是做了恶之后对自己有没有惩罚，却丝毫不在意这些行为真正的恶果。在小说开头的引子当中，加油站的老板在讲述自己在中国时候随便搞女人、把人捆在树上当靶子的事迹时，不是显得轻描淡写甚至略带自豪吗？那个在南京“大搞了一场”的宪兵，不还是安稳地过着裁缝日子吗？一个犯下滔天罪行的政权，并不是一两个罪大恶极的野心家所能造就的，它的产生来自每一个对恶行冷漠而无所谓的普通人。如果说罪意识的缺乏是日本民族的问题，那么对恶的感觉则应该是任何人都应该面对的问题。 在第二层人物的三个人当中，胜吕是始终保持警醒的人，但正是在关键时刻放弃了思考，他走上了通往杀人手术室的那条路。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实质性地参加那场实验。在手术做完之后，他也对自己说过，“你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弄得一团糟了”。换句话说，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谓“不能与自己和谐共处”，“在整个一生中都会与自己相矛盾”（《高尔吉亚篇》）。胜吕正是在这种内心的愧疚之下，最终选择了在东京一处偏僻郊区幽暗的屋子里度过余生。如果说胜吕在庞大的国家意志还保持住了一丝良知，那么户田则完完全全地堕入了恶的地域。他明知活体解剖是一桩罪恶，却还是主动地参与其中，他自圆其说地给出了一个理由：“这是个人人都要死的时代”。这一点与汉娜·阿伦特描述的艾希曼存在着几分对应：因为上级的强权无法抗拒，那就转而认为它是“合理的”，自己只是顺势而为（尽管艾希曼在这一点上来得更积极）。整个小说里，缠绕在胜吕和户田身上的正是一种抗拒与服从的纠葛。小说在引子里反复提及了斯芬克斯，而斯芬克斯牵出的俄狄浦斯的故事，正寓于了个人无法摆脱命运的内涵。但是真的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吗？真的是假如他人也处在“相同的境遇里”，也会去参与那样的实验吗？ 当户田在质问胜吕为何没有拒绝的时候，他把胜吕一度想要尽心救治的老婆婆比作上帝，他说，把一个人从命运之手中解救出来的就是上帝。毋宁说，这里的“命运”就是大家都在做恶的集体意志，“上帝”就是汉娜·阿伦特针对平庸之恶给出的解决之道——思考。在胜吕身上，老婆婆已死，他也对“上帝”没有了所谓，他顺从了恶。当然在国家的意志面前，我们不能苛责个人的无力，汉娜·阿伦特给出的解决之道也有些失之空洞，因此，小说本身也没有给出任何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情境下就只真的能束手就擒吗？这部小说与其说是要给出答案，不如说是在提出问题。 《海与毒药》虽然写的是日本人的罪与罚，但远藤周作思索的深度显然已超出了二战和日本的范畴。如何去拒绝那些来自上级权力的恶？如何避免成为一干集体作恶的“乌合之众”之中一员？如何在大众的麻木与暴戾下保持清醒的思考？这或许是当下的国人也要回答的问题。